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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
太原红e网 2017-12-27 08:54  来源:太原日报

    采访组:习近平曾提到,初到梁家河时年龄小,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,没有长期观念,也就没有注意团结问题,“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”。后来经过姨姨、姨父教育,他努力跟群众打成一片,一年以后“群众见我有所转变,对我也好起来”。这一段经历,对习近平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。请你们谈谈这方面的情况。

    雷平生:说实话,我并没有感觉到梁家河的老百姓对近平印象怎么不好。倒是有一件事我的印象很深。那也是刚到农村的头一个月,我和近平到文安驿公社另一个大队去玩,那个队也有我们八一学校的同学。谁知刚到那里不久,就接到公社紧急通知,要求文安驿公社全体知青和基干民兵到公社开会。由于通知规定的时间很急,我们就与那个大队的知青与基干民兵一起步行向公社进发,队伍由那个大队党支部的宋书记扛着红旗前行。走了一段快到公社会场时,隔河相望,看到梁家河的队伍从沟里出来迎面走来,于是我们就离开原来的队伍越过干涸的河床与梁家河队伍会合。没想到,到了公社会场便有“习仲勋的儿子不跟红旗走”的喧嚣。这使人意识到,近平由于家庭原因目标大,早已经被一些人注意上了。这件事情不大,但传播得挺快挺广。其他村子不了解情况的农民纷纷向梁家河群众了解情况,就连公社干部也注意到并向梁家河群众询问习近平这个知青怎么样?不成想梁家河的乡亲们异口同声说近平是“好后生”,“好的啦!”这样才使得一场风波消散于无形,最终没有造成后果。后来近平谈到陕北的人民收留了他,爱护他也保护了他,是有事实根据的。

    以后类似的事情还多次发生过,但凡遇到有招工招生、入团入党之类的事情,就常会有人向上面“反映情况”,所反映的情况无非是与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有关。这些无端的非议与“特殊对待”,在那个时代是很常见的。正如一位朋友说的那样:“别人是从零开始,习近平要从负数开始。”

    采访组:习近平在梁家河的七年时间,正是从少年到青年成长、确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。在你们看来,习近平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明显的思想变化?

    雷平生:近平插队七年中,前后是有一些思想变化,但不好说有明显的阶段。我个人的感觉是,从1969年1月到这年的秋天,他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少年。从1970年初到1972年回京,经中央专案办公室批准允许探望正在隔离审查中的父亲习老,他的情绪和思想处于稳定向上、刻苦磨炼的时期,处事已然沉稳自信,也开朗多了。大约应该从1973年后半年,特别是去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参加“整队”工作后,他的思想处于明显变化的时期。在这一段,他不负众望勇挑重担,积极参加农村的生产,带领农民为改变自己生产生活面貌努力工作。这一段如果一定要讲有“转变”,我认为冯家坪公社书记赵庭壁对这个“转变”起到了很大的“催化”作用。再就是文安驿公社书记白光兴、公社干部刘明升,梁家河大队支书梁玉明,也都起了各自的作用。

    1973年后半年,近平受延川县团委书记、北京知青陶海粟的鼓励,以团员身份参加了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的“整队”。近平珍惜这个机会,真心实意努力工作,得到赵家河群众的交口称赞,也引起冯家坪公社书记赵庭壁的注意。据近平回队与我闲聊时讲,赵书记曾几次与他促膝谈心,态度热情和蔼,鼓励他解放思想、放手工作。我认为这位赵书记极善于做思想工作,重视人才。为了使近平放下思想包袱,在交谈中,赵书记特别谈到了自己所知道的习老当年在陕北的革命经历和业绩,谈到了陕北老百姓对习老的怀念和尊敬,当然也谈到了群众与组织对近平的期望。这些谈话,从政治上给近平以信任和鼓励。那几天,我感到近平已经彻底从几年来的忧虑和苦闷中解脱出来。赵庭壁书记不仅与近平沟通交谈,而且付诸行动。当听说近平在文安驿公社申请入党几次都得不到县里批准,赵书记就到县里找文安驿公社的白光兴书记商量,要求将近平调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来落户,培养入党。文安驿公社白书记坚决不肯放人,说这是文安驿公社“自己的人才,自己会用”,“近平的组织关系,文安驿自己会考虑培养解决”。

    从这时起,近平不再犹豫、彷徨,充满信心全身心投身到为群众奉献的工作中去。此时他的思想,已经逐渐有了新的人生目标。这是我个人的感觉。

    采访组:对基层群众感情至深,是习近平的显著特点。请你们结合当时的经历,介绍一些这方面的事例。

    雷平生:好的。先说一件我们刚到梁家河后队时的事。一开始我们住在农民张马有及其子张清远家的窑洞,吃饭在30米外邻近坡上的张贵林家窑洞。张贵林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老党员,他从1936年到1960年间一直是梁家河村的党支部书记。我们到村里的时候,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。他为了腾出一孔窑洞给我们知青做饭吃饭,和他的婆姨(我们叫她高老婆儿),还有女儿,以及老母亲,全家都搬到旁的窑洞去住。我们在他们家吃了几天饭以后,张贵林的老母亲由于年迈就过世了。家里要办丧事,遗体没处停,只能暂时停在我们做饭的那孔窑洞,所以我们就必须搬到别的地方去做饭了。

    那个时候快过春节了,北京知青刚来,还没有正式开始劳动,所以也比较清闲。早晨我们二人从住的窑洞里出来,近平就对我说:“咱们到上面去看看。”我俩信步走到张贵林家的院子里。

    刚好高老婆儿从窑洞里出来,对我们的到来有些诧异。近平也顾忌当地有什么忌讳,慢慢地对她说:“听说您家里的老人过世了,我们能不能进去看看?”高老婆儿很爽快地说:“可以看。”

    这位过世的老人,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陕北“闹红”时就支持她儿子参加共产党干革命,是一位深明大义的革命母亲。这些情况,我们是不久前刚刚听村里后队队长张贵刘讲的,他是张贵林的堂弟。近平进到窑洞以后,面向炕上老人的遗体恭恭敬敬地鞠了几个躬。我在旁边看到这一幕,体会到近平对革命前辈的真情实感,心中十分感动。后来张贵林在与他的交谈中,得知对面的知青是当年陕甘根据地主席习仲勋的儿子时,惊讶而喃喃说道:“习仲勋,当年那是要上伟人像的呀!”

    采访组:这是你们去梁家河后多久发生的事情?

    雷平生:是我们刚到梁家河,才只有几天的时间。近平能够对农村一位过世的老人、一位老党员的母亲,恭敬地吊唁祭奠鞠躬,这个做法是当时普通人想不到的,做不到的。那时正是“文革”进行的第四个年头,很多传统都作为“四旧”或“封建落后”的东西破坏掉了。但近平不那么认为,他完全是出于对1930年代老共产党员的母亲的尊重去做这件事的。这是一种真情的流露。从这件事上,我感到近平对群众和党员是有真感情的。

    另一件小事,是在我们到梁家河一段时间以后发生的。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在大队基建队劳动了。基建队的工作,包括修建淤地坝等农田基本建设,队长叫武玉华,是个典型的陕北男子汉,刚强、能干。那时候,他的婆姨、孩子和他一起都在基建队劳动。他的孩子叫“灵娃”,名字好听,可惜智力上稍有缺陷。灵娃干活挺好,能顶半个劳力,他家里带他来劳动,挣个半工,五分六分。但他说话做事都不十分明白,当地话就叫“半憨憨”。灵娃还喜欢惹事,有时候经常乱来,在别人身上抓一把,拧一把,推一下,乱开玩笑。经常说出话来不知深浅惹出麻烦。村里很多人也经常拿他开心,逗他出丑。也有人被灵娃惹得恼了,与他发生冲突,轻则骂上两句,重则发生肢体冲突,尤其是灵娃妈不在场的时候,个别人趁机拧他几下,打他几下,骂他几句,这个情况都是有的。灵娃妈每次发现灵娃被欺负了,既难过又气愤,问他:“谁欺负你了?”有时他说得清楚,有时说不清楚,灵娃妈气得不行,为灵娃经常与别人发生纠纷和不愉快。

    我们这些知青到基建队以后,武玉华和灵娃妈都有些担心,生怕灵娃和知青们发生冲突。因为知青都是大城市来的小伙子,万一灵娃惹到知青发生冲突,伤了谁都担待不起。尤其是当他们知道近平是大干部的孩子,就更担心了。当我们来到劳动现场的时候,灵娃妈就紧紧地拉着灵娃,不让他乱说乱动,怕他惹出事来。让武玉华和灵娃妈没想到的是,近平在基建队劳动过程中,一直对灵娃都很和气,不仅没有发生过任何矛盾,而且始终都是笑眯眯地对待这个孩子。

    那时候,男知青基本都抽烟,劳动中间休息的时候,近平坐在土坎上卷上一支“大炮”,灵娃经常是上去一把就给抢走了,近平对此从来都一笑置之,对灵娃从没有过疾言厉色。我们知青和基建队老乡把这些事看在眼里,武玉华和灵娃妈对此也非常感动,大概之前还没有谁对他们孩子这么宽容、和蔼。近平这个大干部家的孩子到了基建队,原以为灵娃会惹到他,闹出点事情,闯出点祸来。但没想到,有近平在这儿,灵娃反而不受欺负了,愉快自如多了。

    几年以后,近平经群众推荐、组织选派要去北京上大学,临行前与大家告别。武玉华和灵娃妈哭得最伤心。他们和近平一起劳动,互相帮助,近平对他们的孩子灵娃也很亲切。这对陕北夫妇非常重感情,此时就好像自己一位亲人要远行一样难过。1993年,近平第一次从福建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的时候,武玉华已经去世了,剩下灵娃妈和灵娃两个人度日,生活十分困难。当近平知道灵娃家的情况后唏嘘不已,还给他们母子俩留了一些钱。

    近平这个人,心地非常善良。按陕北人的说法,很“仁义”。他在梁家河,对贫下中农,对老人、儿童、残疾孩子,都是一片爱心,真诚相待。作为一名外来的北京知青,他给乡亲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。

作者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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